如何閱讀《省思「東亞的近代」的必要性：從子安宣邦的「來臺」意義談起》？

     有的學者認為：「「東亞」一詞，約在一九二○年代以後開始出現，並逐漸取代「東洋」廣泛地受到各界使用。然而，文化理念的東亞，在一九三○年代以後成了一個帶有強烈政治意涵的地政學概念。」當我們觀察到這種歷史認識時，不禁會令人感到好奇：這「東亞」一詞被解釋成地政學時，它如何僅是鎖定於這「年代」的認識對象？

        就史料記載告訴我們，所謂「東亞」一詞曾出現在日俄戰爭的途徑上，並且被運用拿來作為自衛的範疇。換言之，將「東亞」一詞，壓縮成二、三○年代的「過去」，這種視點是完全異於以戰爭作為再現「東亞」的認識途徑。當代「東亞史」研究者之所以無法直視「現在的歷史」，是因為無法考察將「地政學」背後存在的原理，挪用到史學方法的命題，導致將「現在」和「過去」的兩者，恣意地篩選「東亞世界史」的認識法。

        本《針對「東亞世界」的若干思考》一文中原來質疑：這種「東亞史」研究的恣意，是否來自於所謂「戰後」意識所事先安排的同義反覆論──因為「二、三○年代的東亞史」中的自我實體化，在歷史上僅屬於日本，所以將作為地政學的「東亞史」概念，並未延續到「現在」的「東亞史」認識？

      倘若筆者的判斷是錯誤，那麼「東亞史」研究者如何知道：「近代以來，中國文化在「東亞」區域作為一種高級文化，且中國歷史在發展階段上優先於週邊地區」？其史料根據究竟何在？由此觀之，我們必須思考：在「東亞史」此一框架的設定過程上，究竟誰有「佔據」文化理念的「東亞史」的資格？為要思考歷史學者對於「東亞」架構展開的意識型態，筆者藉由過去《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對於《針對「東亞世界」的若干思考》一文的「退稿理由」，以及其反駁內容，試圖從中去觀察所謂「學術機構」之中洩漏出來的防禦機制，以此檢證《省思「東亞的近代」的必要性：從子安宣邦的「來臺」意義談起》的合理之處。



「退稿理由」以及其反駁內容的下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