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同情的理解」是什麼？

從事史學研究者該要時時警惕的省思，乃是莘莘學子們在踏入這學制系統之後，在提出言論時，必須思考在和平共生的一言堂之中，如何仍堅持史學該有的精神，並且能夠自律地批判在學制之下生成的當代論述。即是，該省思的是，當我們在執行史學研究之前，以過去來照射現在的這些製造史料的動態，進而批判所謂知識份子是如何以研究為美名，而安慰同仁之間的情感。

         所謂敘述過去的歷史，它不但是史學的一個認識對象，同時也是該研究上必須要界定的對象範圍，但是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歷史，是因為當人在認識過去時，認識者早已運用心中的類推根據，使其所關心的「框架」之中的事物成為問題化。所以在認識者的這般類推過程之中，早已蘊含著認識者在知識歷程所接觸的學制規範。如此一來，使得同仁之間誤以為該研究機構內部的共感，足以能夠代表社會全體的歷史共識。就如同王世宗氏所言：



       顯然歷史研究所強調的「同情的理解」（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）之所以可能，正因歷史人物與後世的歷史研究者在人情人性上常為一致。各國歷史教育和研究皆以本國為主，此為自然卻墮落的表現，一套舉世重視的歷史知識內容無法建立，而歷史學者之間關係疏遠冷漠，這是史學地位的自我顛覆。（真理論述 P.397）



         我認為，這就是由於學術群體之內部瀰漫的共感所導致的歷史現象。如果，群體的唯一觀點是來自於能夠被成立的自國史，那麼這就如同近幾年前冒出來的台灣史研究一般，它不過是現代的政治反動（或認同）而構成的時代的要求。其實，台灣史研究者可以說是無一例外的都曾親身體驗到這樣的認識過程，事實上這不過是基於政治群體之間的共感，而未必根據於人的問題圈（context）而被認識到的歷史「框架」。

       但是同時也絕不能或忘，台灣史的構成原理是以東亞史認識之間成不可分割的表裡關係。而且荒謬的是，部份研究者早就理解，這種台灣史／東亞史的同步進行研究，乃是試圖挪用建設自國史的實現作用。而在這些地域史分支之下活動的我，還必須無奈地稱此表裡活動為一個獨立的歷史學範疇。當然這也可以「同情的理解」，說：這是執行自我實體化的作業而已。

      因此，我更認為應該跟這些歷史學活動之間需要保持精神上的距離。這如同在從事某研究時，必須讓研究者自覺到自身所屬的學科的存在理由一樣，當認識史學架構之際，必須不斷地思索，探究這些研究群體之所以被認定為值得存在，或許它不僅只是史料批判上的意義。而是必須要透過當代的批判過程，而「同情的理解」史學研究者訴諸於群體內部存在的那些「以中心文化 "參照" 周邊文化」的自戀精神之所在。